高华程

 　 近日，《二十四史全译》编辑委员会暨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将《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一套和精装本两套赠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二十四史全译》主编许嘉璐和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分别代表赠受两方举行了交接仪式。

 　 修史读史，以史为鉴，史为今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传统。文才武略卓越非凡的领袖人物毛泽东，酷爱《二十四史》，数十年间时作研读，并有颇多批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指示中华书局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才，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点校，历时20年，至1978年，终于出齐点校本《二十四史》。但是，由于《二十四史》成书时间跨越1800多年，其间朝代更迭，制度变迁，文物变化，乃至言语文字，与今都有很大的不同，当代中国人，如果不是专家，要读通二十四史，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上世纪80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陈云就提出要抓紧整理中国古籍，要让工农兵都能读懂古籍的要求。《二十四史》全译即在此背景下于1991年立项。

 　 该项目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支持下，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担纲实施，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教授、专家，殚精竭虑10余年，校勘二十四史原文，精译为白话文，文白合计近一亿字。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首次将《二十四史》全书译成白话文，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整的文白对照全译本。二十四史犹如一个硕大的坚果，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但因其裹着古文的坚硬的壳，使人们望而生畏。现在果壳敲开了，人们可以比较轻松地品鉴它的美味，汲取它的营养了。

 　 《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2日第5版
  

为什么要把二十四史译成现代汉语

许嘉璐

 　 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自己的历史。姑且不论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和分散在浩瀚文献和文物中的历史资料，单是记录民族历史的骨干——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记录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灭的主要史实这一点，就是世界仅有的了。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与未曾中断的几千年历史记录相并行，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绵下来，形成特色鲜明、历久长新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吐故纳新，发展丰富。这也是世界所仅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民族的现实过了今日就成了历史。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合乎历史逻辑地延续。我们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国家兴衰起伏的经验和教训，以之为振兴中华的资粮；单就文化建设而言，也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从中找到规律，以之为建设中华文化的资粮。今日之中华文化是昨日之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昨日的历史和文化存在于多种多样的载体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二十四史，就是传世文献中不能不重视的典籍。

　　我们正站在祖先的肩头续写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华章。这个时候最需要历史的和文化的自觉。不认识、不尊重自己过去的民族，就难以自觉地设计未来并为之奋斗不已；反之，如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伟大复兴，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之优劣长短的清醒认识和分析。

　　要做到对过去与未来的清醒和自觉，就要读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发展和教育制度与内容的演变，现代社会的人们能够阅读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写的史书的，已经寥寥。

　　对于众多对中华民族历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尽量准确的译文不失为门径和桥梁。当然，要想进一步更细致地体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译文的，但是有这种需要的毕竟不多，或者当有了这种需要时应该已经具备了直接阅读原著的能力。

　　中国要走向世界，就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现在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接触过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至于能够基本准确地领会史书原文，自如地运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书的译文可以让所有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外国读者，利用这根“拐棍”间接地使用中国古代史书；如果将来有人想把这些史书译为外文，它也不失为重要的参照。——我们想让这部“全译”同时成为中国古史走向世界的中介。

　　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出入于“正史”，而不仅仅从后人的史学论著中了解自己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为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兴趣的外国人提供方便，并且为有朝一日把“正史”译成外文准备些条件，我们决心把二十四史译成现代汉语，取名为《二十四史全译》。作为“二十五史”成员的《清史稿》，由于成稿仓促等原因，历来为史家所不满，重修清史势在必行(事实上这一工作2002年已经开始)，所以把它翻译出来意义不大，因而没有纳入我们翻译的范围。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是个很大的工程。全书4000多万字，译文则近6000万字。篇幅大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或许可以用延长翻译和出版的时间来解决，但即使那样也需要一批专职致力此事的队伍，起码参加者要具备专心致志、不务其他的条件(即所谓“脱产”)。而这是个“民间项目”，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同时，篇幅大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难就难在如何保证译文的质量。我们提出了“以直译为主”的原则，这就要求言文尽量对应。从理论上讲，古今语言要完全“直译”，也就是严格地一一对应，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演变而演变；某种社会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种社会和生活的词汇一般来说也要退出全民语言的范围。语言是交流(包括达情)的手段，不同社会的人，思与情是极为细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借助于环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时隔千百年，要完全复原古人在一定社会生活环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只能尽力而为而已。这样，要做到尽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仅需要更多的时间反复琢磨，还需要所有的译者都具备较好的古今汉语和史学等等多方面的修养。当今的学者，术有专攻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弥补的办法只有广询能者，集思广益，遇到问题反复研讨。

　　虽说是史书，但是二十四史实际几乎包含着古代的一切文体。不但在人物传记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体中还录有骈文、诗词、骚赋。这也是翻译工作的难点所在。对于多数译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讲授过多次的篇目，落笔时也觉其难。虽然我们在遇到这些文体时采取了通融的办法，但是否能令读者满意尚未可知。

　　古文的翻译和外文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书由不同译者译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样子。除了个人的风格、理解的深浅和语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还有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要找到一本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翻译著作，是很难的，这也是同一本书可以有多种译本的重要原因。我们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也为了能方便读者和原文对照，所以力求直译。

　　这样，虽然译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学色彩较浓的文章)可能不大顺畅，但是因为留给译者的自由空间要小得多，因而在距离原文意思远近方面也更“保险”一些，虽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风险。

　　对所谓直译，人们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们提出的要求是：让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译文中落实，译文中的字句在原文里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据。直译并不等于译文的语句和原文一对一，一词不能加，一字不能减。自古训诂家们注释或翻译文献(例如“章句”之学)无不根据文意适当增减。所谓增，即由于古今语音和表达习惯的差异，翻译时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隐去或隐含的词语也译出来；所谓减，即把原文重复而译文不很需要的词语省去。但是这种增，又和训诂之大忌“增字解经”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显，今则使之落实的；后者则是原无其意而译，注者以己之意添上的。当然，这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训诂大家几乎都难免增字解经之疵的缘故。这部《二十四史全译》在力求直译时，当然也避不开上述的矛盾，至于做得如何，则需要专家们和广大读者加以鉴定。

　　古代史书，处处出现大量地名、官名。这二者是随时代而不断变迁的，不但名称屡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变化万千。翻译不同于注释，注释可以用后代的地名、官名与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后代的地名、官名来翻译，必将似是而非，那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就是失误。因此我们一律采取径用原名的办法。这虽然可能让一些读者失望，但如果他们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谅译者的。 　

    《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2日第5版